外交记忆 | 一份普通简报的回报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叮、叮、叮，会议主席用铅笔轻轻地敲了几下水杯，发出清脆的响声。于是，大厅归于沉寂，视力集中到了主席台。

耀眼的灯光把主席台照得一片金黄。正面的墙上是一块蓝底白字的饰板，上书第六届联合国东北亚问题金泽研讨会。金泽是日本西海岸的一个中等城市，也是日本的一个古都，以古迹和寺庙众多而著称。

主席台上放了一张长桌，居中而坐的是会议主席I先生。他是一名日本籍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中等个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鼻子下留了一撮仁丹胡子。在主席的两侧还各摆了两张椅子，是为特邀主讲人准备的座位。

戏剧性的一幕

会议的讨论已进入议程二：朝鲜半岛问题。四个分别来自美、韩、中、日的主讲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半岛的形势。事有蹊跷，研讨会恰好开在金正日访华之后和朝鲜北南高峰会议之前，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讨论议程一（东北亚的安全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发言者异口同声说，东北亚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朝鲜，因为它试射了导弹。几乎没有人提及美国或日本的责任。有鉴于此，我便借议程二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中朝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都反对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警惕日本领导人淡化及回避日本在二战中侵略责任的言论。我还说，如果日本想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大国，尤其是想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必须首先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

按照惯例，主讲人发言后，由听众评论和提问，然后再由有关的主讲人作出反应。我讲后，丝毫也不敢松懈自己，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果然，不出所料，一位美国先生和一名印度教授联起手来向我发难。他们选择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资格。这个问题同半岛形势没有直接关系，本来可以不予纠缠，但美国人实在咄咄逼人，我就只好奉陪了。

• 联合国东北亚为题金泽研讨会会场

C先生是美国某著名研究机构的“太平洋论坛”负责人。他是个粗壮的汉子，为东方人设计的座位，对他便显得窄小。我并非首次同他打交道，此人霸气十足，说话刻薄。他就我的发言讲了一通，仁者见仁，内容就恕不赘述了。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如鲠在喉：“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习惯。老是用亚洲国家的名义说话，实际上却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言下之意别的亚洲国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美日军事同盟都不在意，唯有中国人在嚷嚷，而且假手于人，达到一己之目的。

接着，可尊敬的印度教授也借题发挥：“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在于它同周围国家的关系如何，而要看它是否能胜任。”他是在替日本说话，但用心良苦。印度也在积极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同邻国的关系却远不如人意。

对于他们的发言，我如何是好？不作声吧，有损国家尊严；说话吧，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又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我搜肠刮肚，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不早不晚，扩音器传来了声音：“杨先生，不知你是否已准备好作出反应？”

是主持会议的I先生在催促了。这句话本是国际会议上的一句套话，此时此地听来却变了味。I先生精明能干，岂能不明白当时会场上的压力全加在我身上。他是好意地想再给我一点思考的时间，还是等着看我的好戏？

• 作为本议题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作者（左一）在主席台上就座。按照惯例，主要发言人简单介绍本人的观点后就需回应听众的提问或评论。

我笑了笑，轻轻地按了电钮，台式话筒便亮起了红色指示灯。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吗？”

“可以。”

我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纸片来，拿在手里，对着数十名瞪大眼睛的与会者和记者轻轻地挥动了一下。

“各位，我到日本后，无意中看到一篇短文。题目是《朝（韩）对日本的挑战》。作者是K.NABESHIMA先生，肯定是位日本人，只是还不清楚他的身份。文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不妨给诸位读一读，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的现状。原文如下：‘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森喜朗（首相）发表了看法。对此的分歧，很可能还要在亚洲继续下去。为了在东北亚制定一项长期的安全计划，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能否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就取决于日本的领导人如何认识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其战争责任了。’”

读到“其他亚洲国家（复数）”时，我特意放慢了速度，加重了语气。不需多加解释，我的意思已很清楚：中国只是“亚洲其他国家”之一。

出乎意料，主席先生又侧过身来，对着话筒问我：“我是否可以看一看你手里的文章？”奇怪，会议主席当场看我文章干啥？看来，他对这篇短文的来历有点将信将疑。

“当然可以。”我大方地回答。

于是我把纸片递给坐在我左侧的T先生——日本驻韩国大使，请他传给主席。I先生端详了那张不太起眼的纸片，快读了其中的片段，摇了摇头大概表示不以为然，然后把它退还给我。

还是T大使眼尖，过手的时候，在纸片的下端发现了一行注解，但他没有作声，只是用手指向我点了一点。

“请原谅我的疏忽，”我对着话筒说，“现在搞清楚了，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京都新闻》的前社论首席撰稿人。”

两架专用的录像机记录了一切。

我还等着C先生的反驳，但他始终没有吭声。

飞机上的收获

2000年6月5日，东京羽田机场。旅行社的小姐把我们送到登机门。上了飞机，坐定后，空姐送来了一杯乌龙茶，别无其他。乌龙茶虽产在福建，却是日本人喜爱的饮料。我就入乡随俗了。接着，空姐又手抱一大叠报纸，由远而近，请旅客自取。到了我的跟前，已所剩无几，而且都是日文，对我来说，“看不懂”三个字就可以全把它们打发走了。幸好空姐手里还剩一份英文报纸，我就拿下了。

是当天的《日本时报》。我浏览了起来。翻着翻着，“公众舆论”一版的右上角，赫然出现《朝（韩）对日本的挑战》的醒目标题。文章同我前去参加的研讨会主题有关，心想可能有些参考价值，便随手撕了下来，装进包里。

• 那份飞机上用手撕下来，形状难看，但在会议上却帮了我大忙的简报。文章标题是《朝（韩）对日本的挑战》。

到了旅馆，定下心来，才拿出撕得歪歪扭扭的报纸一角来，取出折叠剪刀，把边缘修理整齐，贴在白纸上，然后详加阅读，标出其中的重要句子，包括我在会上念的一段。

第三天早上，早餐之后，开始做赴会的准备。我犹豫了一下，是否把所有的参考资料都带上。转念万一有用，就把那份剪报也塞进了公文夹。

用日本人的话批驳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指责，让挑衅者碰了一个软钉子，事先谁也没有设计过。一份普通的剪报能给我这样丰厚的回报，仅因我做了一次有心人。

-End-

图文 | 《潮头戏水三十年》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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